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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会,看一看今年两会那些医疗大事件!

发布日期:2019-11-18 作者:


聚焦两会,看一看今年两会那些医疗大事件!

过去的十多天不平凡,是一年一度聚焦全国目光的“两会时间”。众所周知,两会上的每项议程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你知道今年的两会有哪些医疗大事儿一定要关注吗?


1、李克强:三级公立医院今年全部参与医联体!


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今年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毋庸置疑的是,医联体将走向全国。



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


新医改推行了7年,各种做法都在不断尝试,医联体就是其中之一。据观察,医联体在今年将继续推行,与医疗联合体相关的医疗共同体、专科联盟建设也将同步推行。


去年8月份,国家卫计委下发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通知》,对2016年重点工作提出了6项要求,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探索组建医疗联合体”。而日前国家在部署2017年医疗卫生工作的时候,再次将医疗联合体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


分析人士认为,医联体不仅仅是医疗上双向合作,在联合进行药品采购方面,也会直接影响药品价格。加之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可以预计的是,今年医联体将会得到大的发展。


医联体20年前就提出来了


医联体已经提出了20年,当初为什么要组建医联体?让大型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抱团”发展。“让技术跑,而不是病人跑。”这是当初政府组建“医联体”的初衷,通过把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专科医疗串联起来,将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辐射到区县基层医疗机构,从而提升医疗效果。


现在的医联体已经不是新概念,各地都构建了各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医联体内部,通常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的一个医疗联合体。大医院与下级医院共同组建医联体后,一方面,大医院获得了更多的病源,获得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下级医院通过大医院无偿提供的技术帮扶,使更多病人能在基层完成治疗,他们不但学了技术还得到了经济上的收益,从而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今年国家还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


目前医联体的试点形式有哪些?


关于这个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时进行了阐释。


李斌在会上表示,我国优质的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分布也不均衡。这样的医疗服务体系格局和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需求之间不够适应,不匹配,所以就出现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如何缓解这种矛盾,促进优质资源下沉、重心下移?首要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制度是我们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之首,医联体则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


医联体在实践中,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形式:


第一,城市的医联体,有的是紧密型,有的相对松散。主要是由三级医院作为牵头单位,吸纳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参加,形成一个医联体。这样,从内在的机制上,就使得我们这些优质资源能够及时下基层,向基层延伸。


第二,在县域的范围内,现在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叫做“医共体”。把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和医共体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预防、治疗、康复,提供一体化的服务,把县、乡、村连起来。有了医共体,居民在基层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不仅群众花费少,医联体、医共体也会得到相应的鼓励和奖励。比如安徽省的天长市。


第三,作为专科就搞专科的联盟。专科联盟往往是跨区域的,比如说有一些眼科、儿科、妇产科这样的专科联盟。


去年,陕西省卫计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工作的通知》,分析陕西省医联体建设时,曾对医联体进行过阐述。


其中,提及“紧密型医联体”时,同样介绍了最为典型的安徽的“医共体”模式。在安徽多地试点的“医共体”,建立了由市一级三家医院、县域内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组成的三个医疗共同体。与松散型的医联体最大的差别在于,“紧密型医联体”是有经济利益挂钩的。在这一模式下,大医院向下级医院派出的管理人员,是参与下级医院绩效考核和利益分配的。这一模式由于跟医院的切身利益挂钩,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此外,另外还有一种医联体的模式,即“医院托管”。这一模式在陕西以延安的做法最为出名。早在2009年,延大附院就整体托管了洛川县人民医院,2016年,延大附院又整体托管了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就是,大医院的将自己的副院长、科主任等中高层管理者直接“空降”到下级医疗机构担任院长,直接管理该医疗机构,并且按被托管医院年收入的相应比例收取管理费用。


“医联体”路在何方?


然而,虽然国家层面20年来不遗余力的促推“医联体”的落实,然而对于“医联体”的看法,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去年,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医疗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石磊玉曾公开表示,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医疗投入没有占GDP的10%,就意味着无法实现基本医疗的落实。在他看来,中国很多地方成立的医联体都是政府牵头的人为工程,大家仅仅是达成暂时的妥协。


已故前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认为,中国的医联体发展不顺利,原因有:缺乏分级转诊、第三方支付体系不发达;医院之间的医院信息系统不统一;缺乏标准化、规范的临床诊疗方案。他以华西医院组建的医联体为例:华西医院的医联体已经包含了各级500余家医院,其中大多数合作层次较浅。


台州人民医院院长陈海啸在谈到医联体的出路的时候也表示:“真正要实现资源调动,比较可靠的还是以所有权为纽带。”而所有权不统一的医联体松散合作,调动资源的能力就比较有限。


但无论如何,大医院托管基层医院,是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是医院经营模式改革的有益尝试。此番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毫无疑问,接下来三级公立医院的医联体建设,将迅速蔓延至全国。





2、李斌:建设医联体使解决“看病难”的路子越来越多


3月1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召开,国家卫计委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回答相关问题。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就“医联体”相关问题作出回答。“医联体”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它将为我国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李斌认为,我国优质医疗资源不足、不均衡。医疗体系的格局与百姓看病的需求不匹配,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医联体”促使优质资源下沉,通过改革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基本医疗制度之首。


3月1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召开,国家卫计委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回答相关问题。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就“医联体”相关问题作出回答。


“医联体”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它将为我国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李斌认为,我国优质医疗资源不足、不均衡。医疗体系的格局与百姓看病的需求不匹配,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医联体”促使优质资源下沉,通过改革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基本医疗制度之首。“医联体”是制度创新。它通过多种形式,把相对固定的格局纵横上下贯通起来,进一步优化服务体系,让大的医院“舍得放”,基层医院“接得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让患者愿意去基层医院看病。


李斌说,在基层的探索实践中,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形式:第一,城市医联体,主要是由三级医院作为牵头单位,吸纳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参加,形成一个医联体。使优质资源能够及时下基层,向基层延伸。第二,在县域的范围内,一种比较好的形式叫做“医共体”。把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和医共体建设紧密结合,从预防、治疗、康复,提供一体化服务,把县、乡、村连起来。在医共体里,居民在基层如果不生病或少生病,那么医联体、医共体就会得到相应的鼓励和奖励。李斌说,安徽省天长市一个县里组织了两个医共体,去年医共体内部“下转”的患者比“上转”要多,很多患者愿意到基层就医了,说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专科联盟。专科联盟通常是跨区域的。如眼科、儿科、妇产科等专科联盟,例如北京儿童医院是儿童专科联盟的龙头单位,通过人员培训、疑难重症的会诊,通过相互对口支持,下到基层指导。第四,是在特别偏远的地区建立远程医疗协作网。2016年,安排了地方和军队的889家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1149家县医院,实现国家贫困县对口帮扶的全覆盖。这一形式对急需救治的患者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去年8月,某矿山发生事故,5人伤势危重,当地通过应急系统请求中日友好医院支援。重症专家、呼吸专家通过远程全程指导抢救,使伤员在最佳时间内得到了高效救治,脱离危险。


通过多种形式医联体建设,能有效主动调节资源布局。李斌认为,这是完善服务体系、进行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今年,所有三级医院都要带头参与医联体的建设,未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路子将会越来越多。



3、让公立医院的好医生流动起来


今年全国两会上,苏州大学校长、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熊思东不止一次提到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问题。“现在医生的技术不如器械,医生的服务不如药品。你技术再高,费用也很低,也比不上设备的费用。”他说。


年全国两会上,苏州大学校长、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熊思东不止一次提到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问题。“现在医生的技术不如器械,医生的服务不如药品。你技术再高,费用也很低,也比不上设备的费用。”他说。


调整医院收入结构 重视医生劳动


对于熊思东的说法,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表示赞同。提及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陈静瑜一脸苦笑:“现在我们一个医生做一台手术的价格,还不如一个进口缝合器,不如一颗钉子。”


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1台肺癌手术,我们3个医生,加上麻醉师、护士共7个人,至少做3小时手术,最后是3500元。而这名病人从住院到出院大概要花费五六万元,其中两万二到两万三是器材,七八千是药品,再加上检查。最后占比最小的就是体现医生劳动的手术费用,3500元,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


“这与国外相比,完全是倒过来的。”陈静瑜感慨,“在国外,相比于设备,医生明显更‘值钱’。”


此前、人社部、财政部、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重庆、四川、陕西、青海、宁夏等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各选择3个市(州、区)进行试点。


意见规定,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同时还指出,要逐步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的比例。


熊思东认为,解决医务人员薪酬低问题,医院的收入计费体系需要进行很大的改变。“不能过分依靠仪器设备,而忽视了医生的技术能力。同时,还要改变医药流通领域的问题,避免对药品的依赖”。


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曾有学者指出,将公立医院的人员薪酬与服务收入挂钩是在政府投入大幅减少的背景下,医院被迫“自救”的举措。


对此,熊思东一再强调,公立医院应当回归公益性。他指出,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生并没有体现出国家责任,“公立医院要靠医生去挣钱,靠医生挣钱才能提高自己的补助”。


有观点认为,增加医师的收入必然增加病人的负担。熊思东认为并非如此。


“医生从服务中求回报,从劳动中求回报,并不是靠增加病人的负担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优化费用结构。”他指出,有些进口器材设备和药品价格偏高,但不能通过牺牲医生的收益来收回成本甚至挣钱,“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来帮扶承担”。


熊思东主张尊重医师的知识、能力和技术,从而提高医师服务患者的积极性和医生治疗的质量,实现精益求精,让病人也从中受益。他曾在一份提案中提到:“促进公立医院最大的改革就是明确医院的属性,医院如果姓‘公’,就不能把医院的绝大多数费用都转嫁到病人身上,而应由国家承担一部分。”


让医生真正流动起来


陈静瑜作为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同时还是北京某医院的移植科主任,“我经常从无锡赶到北京来执医”。他是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受益者。


“从总体上看,医疗资源的总量并不缺。但从大城市到县域等不同的地区分布上,医疗资源是非常不均和稀缺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教授王智彪说。


要想在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中实现患者和医生的共赢,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认为,根本因素是让医生真正流动起来,“比如医师多点执业,医生可以凭自己劳动有多份收入保障”。


2015年1月初,国家卫计委、发改委、人社部、中医药管理局和保监会制定的《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医师向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履行知情报备的手续。这意味着,在这些试点地区,医师的多点执业可取消“审批”,取而代之的是“报备”。


但事实上,医师多点执业这一政策的落地依然存在问题。霍勇指出:“在一些医院,多点执业的医生很难处理好和第一执业医院的关系。目前,一些公立医院存在人才的垄断现象,不打破这种垄断,多点执业就不可行。”


王智彪认为,公立大医院应有开放的勇气和自信。“有些医院不开放,院长担心医院竞争力受影响、医生离职。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医生多点执业,靠的也正是他第一执业的这家大医院的招牌。”他还指出,“医院应逐渐简化医生多点执业的手续,医生有医生执照,像老师一样,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别人聘请他,就应该放他去自由工作。”


“目前,多点执业仍需要更切实的落地路径。”创建医生集团,是霍勇所尝试的实践方法。在去年两会期间持续呼吁关注医师多点执业后,霍勇创立了一家医生集团。这家汇集了23位国内顶级心血管专家的医生组织,既有年纪较大、身体很好、已退休的老专家以及脱离部队医院等体制的医生,又有一些在体制内外身兼多处职务的医生。


“我们希望医生能像律师那样抱团取暖。通过搭建整合资源促使医师多点执业。”像霍勇所创建的医生集团在国内并不少见。他认为,当下应努力引导这些医生集团做好国家的分级诊疗,做好县域等基层医院的帮扶。


两会中,在医疗卫生界别小组热点问题讨论中,国家卫计委医药医政管理局局长张宗久回应了众多委员的关切,他表示,会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并加强推进医师多点执业。


张宗久称,将更加重视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体现和事业的发展方向,比如,加强医疗学科建设等。他呼吁尊重医务人员,为他们造就良好的从业环境。




4、取消药品加成将在年内完成 三级医院参与医联体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未来将从国家层面通过医联体建设,使大的医院能够舍得放,基层机构能够接得住,老百姓能够愿意到基层去看病。据她透露,今年所有三级医院都将带头参与医联体的建设。


据悉,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取消药品加成将在今年年内完成,同时三级医院将参与医联体建设,“多措并举,降低药价”,同时健全跨省异地就医协作机制,有关负责人指出,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是本届政府的一个承诺,也是各地部门所立的军令状。


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了“‘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主题发布会。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我国所有公立医院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据不完全统计,将能再次为百姓节省药品费用600亿元到700亿元。与此同时,所有三级医院都将牵头参与医联体建设,分级诊疗将进一步落实。


二孩政策效果明显


昨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成效初显且符合预判。据他透露,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是1846万,实际生育的小孩数量大于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比“十二五”期间年均出生人口数增加了140万。


不过,他也坦言,目前仍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意愿,比如妇女的职业发展,也就是说母亲生育完的再就业和求职问题。另外,婴幼儿抚育面临困难。托幼特别是三岁以下小孩的托幼资源比较缺乏,多数家庭主要靠祖辈抚育第三代。最后,经济压力也使得很多年轻夫妇在面临是否生育二孩的选择时比较犹豫。


为解决有生育意愿的家庭的后顾之忧,国家卫计委也将会同发展改革、教育、交通、旅游、总工会、妇联等部门强化妇幼保健服务供给,合理规划产科、儿科、教育等资源,推动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


同时,将推动各地进一步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制度。除此以外,王培安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同时,将深入调查研究解决关于三岁以下托幼资源短缺的问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兴办、建设托幼设施,解决这个问题。


推开公立医院改革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今年将全面推开公立医院改革,这意味着全国公立医疗机构将彻底告别以药补医的时代,预计可再次为患者减少药品费用600亿至700亿元。


据他透露,下一步将从药品生产流通全链条入手,挤压药品虚高水分,激发医护人员合理用药的内生动力。同时,把检查检验的价格降下去,服务价格提高,以体现医护人员服务价值,优化结构。并保障医保支付和财政补贴无缝对接,确保群众负担不增加。


此外,还要充分保护医护人员积极性,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同时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切断与药品耗材等的利益联系,保障多劳多得、优技优得。


三级医院参与医联体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未来将从国家层面通过医联体建设,使大的医院能够舍得放,基层机构能够接得住,老百姓能够愿意到基层去看病。据她透露,今年所有三级医院都将带头参与医联体的建设。


此外,李斌表示,国家卫计委将进一步扩大药品的保障范围。最新印发的2017年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较2009年版增加了339个品种,其中儿童用药新增91个品种。国家要通过对一些临床急需、疗效比较好、群众负担又比较重的药品进行国家价格谈判,要降价在50%以上。


另外,要“多措并举,降低药价”。通过药品流通的改革减少流通环节,压缩空间,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同时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特别是对一些专利药、独家品种包括一些高值耗材鼓励进行联合采购、带量采购,降低价格。据她透露,今年还要通过多种办法,包括对一些高值医用耗材试点开展国家价格谈判,降低虚高价格。


最后,国家还将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卫计委今年主要推行以病种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结算的问题,是本届政府的一个承诺,相关部门、各地也是立了军令状的。”据李斌介绍,2016年实现了省内异地医保结算,2017年将加速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和全国医保联网,健全跨省异地就医协作机制。


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无疑给百姓带来福利,国家政府所出台的一系列医改政策,只有各地部门严格执行下去最终才能造福百姓。



5、医院应列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昨日建议,把医院列入公共场所进行治安管理。他认为,医院从特点、性质上具备公共场所的性质,如果把医院列入到公共场所进行治安管理,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维持秩序。


北京团昨日继续审议“两高”报告,刘忠军称,作为医务人员,他特别注意到两个报告中都提到了依法惩治涉医犯罪。“伤医害医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首先是一种犯罪行为,要严厉地制止,从这个角度讲,进步还是非常大的。”他说,目前,解决医患矛盾、医患纠纷渠道比较畅通,比如医疗鉴定、法院起诉和人民调解等。但现在还有一些医闹,虽然没有暴力举动,但是往往有一些人占据诊室和病房,影响医生诊治和病人就医。


“把医院列入公共场所进行治安管理到底难度在哪?”刘忠军发出疑问,他说,前几年医务界一直在提,能不能把医院列入公共场所进行治安管理,可惜一直没有实现。他认为,医院从特点、性质上完全具备公共场所的性质,医院没有门卫,大家都是随意出入的。如果能像商场、火车站、机场一样,把医院列入到公共场所进行治安管理,一旦出现医闹或其他问题,警察可以在第一时间维护秩序。



6、两会代表建议取消最低价中标法


2017全国两会于3月3日拉开序幕,两会代表就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取消产品招标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提出了建议。


一、招投标现状


招标投标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易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在产生积极成效的同时,招标投标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最低价中标办法的错用和滥用,严重扰乱市场、阻碍正当竞争、降低产品质量,最终导致良者退出和劣者胡来的局面,违背国家质量强国、品牌兴国及"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优质优价"和"供给侧改革"的初衷和愿望。


最低价中标办法的错误使用,导致投标人恶性价格竞争,促使一些投标人为了中标,不惜低于成本报价,中标后则采取偷工减料、高价索赔等方式弥补自己的损失,有的甚至以停工、延期竣工等手段威胁招标人增加费用,从而获得额外盈利,这些做法对合同履行中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安全生产以及工期进度均会带来了巨大隐患,同时也将造成大量经济矛盾,拖欠工人工资、拖欠合同价款等纠纷的不断发生,必将影响社会稳定。


对于生产制造和施工行业,最低价中标办法的错误使用也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由于价格恶意竞争,投标人在正常报价的情况下无法中标,使一些大型规范企业丧失交易机会,或者低价中标后无利可图,只得大幅削减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致使企业缺乏发展后劲,无法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用工方面,为了压缩成本,企业将降低用人标准,减少员工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入,影响员工素质的提高,最终使企业发展停滞,所在行业陷入恶性竞争、市场秩序癌变且无法自拔的泥潭,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不可持续。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另外,我国《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也明确规定:"评标方法包括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因此,我国现阶段采用的评标方法主要分为两类:综合评估法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然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也没有界定"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具体情形和标准,这就导致绝大部分应当进行技术、商务和价格综合评审的招标项目,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节资率,体现领导政绩,错用和滥用了最低价中标办法,在适用时,故意忽视"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的条件,一律以低价为标准来衡量所有投标人的履约能力,一旦发现投标人报价过低,也不启动价格认定程序,对于"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现象视而不见,造成大量的低价中标,导致投标人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


正常的价格,是对他人创新和劳动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尊重。畸形的价格折射出畸形的供求关系、法治环境和信用缺失。最低价中标,本意似乎是好的,但却逐渐腐蚀了中国制造业追求品质、勇于创新和形成适当的行业集中度的土壤,也使政府和企业以此作为名义合规的护身符,而不考虑实际履约的可能性和相应后果,使得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步下行、百业萎缩为特征的今日,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三、意见和建议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取消产品招标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建议采用"经评审的平均投标价法",其中技术、服务和品牌的评分占比不低于50%。


形成行业成本价格体系,防范恶意低价投标。对于恶意低价投标较为明显的行业,根据目前市场整体行情,结合相关的政府文件及有关专家的经验,由政府或行业组织制定招标成本指导价,严格规定投标报价应去掉最低价和最高价后,还低于平均投标价一定比例的,视为低于成本价,以此作为整个招标项目的价格评审依据。


建立诚信体系,健全失信惩罚机制。当前,由于供求关系失衡,产能普遍严重过剩,在招标过程中,应当严把市场准入关,健全市场清出机制,对于有挂靠投标、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和串通投标、虚假投标、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投标人,以及对于发生过严重质量、安全事故和严重投标失信、履约失信、行贿受贿行为的投标人,以及违法违规的检测机构和人员,要依法作出严肃处理,限制进入招标投标市场和监管领域,同时建议对那些资质好、讲信誉的诚信单位应给予优先支持,从而促使行业良性发展,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伟大中国梦。



7、两会声音:一位主管医疗器械副院长的肺腑之言!


今年两会,致公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增强国产医疗器械行业竞争力,降低医疗成本的提案》,对国产医疗器械的现状进行深刻分析。这份提案源自浙江致公党党员裘云庆,作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管医疗器械的副院长,他说少数有技术含量的国产品价格也纷纷同国外看齐,只有大大提高我国整体医疗器械研发和生产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才有可能降低医疗成本。


这份提案源自浙江致公党党员裘云庆,作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管医疗器械的副院长,他感触良多,少数有技术含量的国产品价格也纷纷同国外看齐,只有大大提高我国整体医疗器械研发和生产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才有可能降低医疗成本。


裘云庆接受采访前刚刚结束一项医疗器械的招标工作,他说,这次招标的是治疗肿瘤的微波针头,虽然是国产的,但厂家开价也在9000元~1万元之间,而同类的进口产品1万多元。“这种微波针头属于一次性高质耗材,因为国内生产厂家少,所以并没有太大价格优势。”经过来来回回多次谈判,医院最终把价格谈到7500元左右,即便是这样,他觉得对于患者来说,负担确实不小。


如果不算先期研发和推广费用,裘云庆估计这个微波针头的制造成本在1000 元~2000元之间。而且,这个微波针头也谈不上是厂家的原创技术,可能只是在同类进口产品的基础上有一些小的技术改进。而医院呢?“最多只能按进价加100元卖给患者,操作治疗费用大概是300元。”


裘云庆表示,在药品实行零差率改革后,医疗器械的高成本成为增加患者医疗费用支出的重要原因。实行药品统一招标后,医院对于药品的价格没有什么自主权。医疗器械是医院单独招标,而往往医疗器械厂家对产品并没有一个统一价格。每次招标前,医院有关部门就得去做大量摸底工作。尽管无论医疗器械的进价是多少,医院只能加价100元,每次招标时,医院都要跟厂家“软磨硬泡”,和销售人员“斗智斗勇“, 尽可能降低价格。


“这项工作占据了我不少时间,几乎每周都要有一次,很多时候是在比耐心和毅力,很耗精力。”


大型检查设备维保价格不菲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裘云庆作为肝病专家,肩负着沉重的医疗任务的同时,还得时常“算计”着医院日子怎么过。他说:“9月份不少设备又要交维保费了。”


由于医院目前的大型医疗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不仅购置成本高,而且维护、保养成本也非常高,例如一台价格为1850万元的PET-CT,其1年的维保费用在120万元以上。“还有医疗设备需要配套使用的试剂、耗材等,都价格不菲,而且你只能用他的。”裘云庆说,有的设备,厂家甚至可以让医院免费使用,光是试剂和耗材就够赚的了。


医院从医疗器械上获得的收入非常低,裘云庆感慨,医院和医生都是在为国外公司和中间商打工,这不仅给患者带来沉重负担,也给医院经营带来困难。


相同的医疗器械,小医院价更高


国内三甲医院使用的医疗器械90%以上为进口产品,这在全国是普遍情况。二级医院是不是使用的国产医疗器械就多些呢?未必,因为很多大型检查治疗设备,根本没有国产的,二级医院也只能选择进口设备。


裘云庆介绍,我国高端医疗器械基本依赖进口或外资企业生产,三级以上医院占90%以上,二级医院占2/3左右。“我们医院托管了一家二级医院,我了解到,他们采购的检查设备和高质耗材价格通常比我们还高,因为二级医院的使用量上不去。”


国内医生很难参与到医疗器械的改进中


尽管我们的医院大量使用着进口医疗器械,国内医生很难参与到医疗器械的改进中。“国外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临床试用都有一整套系统,我也没听说过哪个设备会根据我国医生的使用情况有所改进的。”


除了医生,很多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也很难在医疗器械研发方面有用武之地。“我们医院现在有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员20人左右,在医院主要负责医疗器械的维护保养。”裘云庆也觉得惋惜,“国内学生物工程的学生,大多去做外企医疗器械的销售人员,少数留在国内厂家的,因为真正研究、生产医疗设备的厂家少,所以能搞研发的毕业生并不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数据,2006年医疗器械制造企业从业人数约为15万人,其中研发人员仅2354人。裘云庆认为,我国急迫需要建设一支有足够数量且稳定的医疗器械人才队伍。


代表建议:提升国产医疗器械竞争力要齐头并进


分析国产医疗器械市场占有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研发资金投入不足,技术储备匮乏。行业准入要求低,产业化规模较小。起步较晚,产品的成熟度低、故障率高,配件损耗快,技术、售后服务也跟不上,无法形成良好的市场声誉。


为推动国产医疗器械研发,提高国产医疗器械生产和竞争水平,裘云庆提出建议:


①加大医疗器械产业基础研究的投入。我国在医疗器械研发方面的投入长期不足,且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学校,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总销售收入的2%~3%左右。建议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并推动医疗器械行业新产品的自主研发,做好创新链、产品链、产业链、人才链的布局。


②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医疗器械评测平台。质量监管体系力量相对薄弱也导致国产医疗器械的市场信心不足。因此,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医疗器械监测平台,以保障国产医疗器械产品的质量稳定性。


③建立医疗器械研发与临床试用一体化中心,促进企业与大型医疗机构的合作。医疗技术的发展与医疗器械息息相关,临床的新方法新技术需要医疗器械的辅助与支持,而医疗器械的改进与创新需要临床提供第一手的需求信息。因此,建议在大型医疗机构成立与企业共同合作的医疗器械研发中心,既能为新的医疗器械提供临床一线的测试和使用范本,促进其推广,也使医疗机构直接将临床需求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同时,建议产品审批部门研究提前界入措施,对产品创新与成果转化给予指导。


④ 完善政策法规,引导鼓励使用国产医疗器械。目前,国产医疗器械还面临审批周期长、产品歧视、技术标准体系不完备以及信贷政策不对称等不利因素,这就亟须政府出台相关措施:包括将国产原始创新医疗器械纳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置目录,并作为医院等级评审的设备标准;合理制订医疗器械招投标计划,合理制订国产医疗器械产品价格确定标准,建立采购程序的专用通道,制定政府首购制度;制定全国统一医疗收费定价原则和医疗保险政策;设立医疗器械研发科技支撑计划专项等等;加强医学科普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对国产医疗器械的认可度。提高进口医疗设备的个人报销承担比例。




8、人大代表:民营医院急需大型设备,应放开采购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今年带着9份议案、建议参加在京召开的全国两会,其中有三份建议涉及医疗改革。郑坚江代表认为,民营医院的发展正遭遇尴尬,纳税大户却难享政策的红利,包括大型医疗设备购置、人才引进等。郑坚江建议,国家应继续加大力度,支持民营医院发展。


长期关注医疗改革和民营医院发展的郑坚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奥克斯旗下的明州医院为例,累计投资11亿元,2016年交税3800万元。而一家距离明州医院不远,有着同样规模的公立医院,除去政府贴,不算设备折旧,还要倒亏7000多万。如果除去补贴,算上财务成本,这家公立医院实际要亏损1亿多元。


虽然不少民营医院已经扭亏开始纳税,发展步入正轨,但难享优惠政策,特别是在大型医疗设备购置方面。


郑坚江代表说,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制实行多年,在以往的医疗设备采购中,民营医院购买医疗设备常常受到规划限制。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推动医疗设备发展应用,放开民营医疗机构采购大型医疗设备限制,已成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降低医疗成本,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迫切要求。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正式提出要开展大型医疗设备集中采购。无独有偶,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下文简称《目录》),与前两年的《中央预算单位2015-2016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相比,国务院对国家卫计委的集中采购项目作了大调整,新增了甲类大型医用设备,但文件仍未明确民营医院采购大型医疗设备的政策。


郑坚江代表认为,各级政府部门要求民营与公立错位发展,公立医院侧重公益性,保障基础医疗服务,民营医院要满足多样化,提供高端医疗服务,这是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实际操作中,民营医疗的发展始终无法突破政策和行政阻碍的禁锢,特别是在大型医用设备的采购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民营医疗机构普遍感觉:当前医疗产业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主要原因是受政策壁垒和条条框框的投资制度束缚。


郑坚江希望国务院正在制订的医疗行政许可法规中,能充分考虑民营医院在采购大型医用设备中碰到的政策壁垒和限制的瓶颈,消除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做到“法无禁止即可入”。


他建议,放开民营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采购审批项目,解决好设备采购与医生专家引进的关系。


民营医院当前碰到最现实的困难是,医院没有设备,医生专家引进有困难。建议民营医院购置大型设备的资金到位,应予批准给配置许可证。要事前取消专家评审、人员资质等条件,事后可按规定要求严格监督,对未按规定办理的可采取帮扶、处罚、直至停业整顿等措施。


取消或调整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在采购大型医用设备上8:2的分配比例,实行“平等使用、公平竞争”的原则。




9、医改需平衡价格与成本 建议设立药事服务费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方式等改革。”以上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工作部署中,对今年医改重头戏的概括。不难看出,其间最为明确具体的工作即是“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以上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工作部署中,对今年医改重头戏的概括。不难看出,其间最为明确具体的工作即是“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药品加成,是指过去公立医院按规定在药品进价基础上加价15%销售。


“‘药品加成’政策是我国50年代困难时期实行的政策,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药补医’逐步演化成为一种逐利机制,大处方、大输液、滥用抗菌素等问题日益严重,推高了医疗费用,削弱了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在3月11日的“‘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发布会上对药品加成政策的评价。


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自2010年2月始,当时的卫生部将上海、厦门、镇江等16个城市确定为公立医院改革首批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并在这些城市率先选择医院开展药品零加成的尝试。


7年过去,这项改革全面推开,但争议仍然存在。尽管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已板上钉钉,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政府补偿不到位等问题仍是改革面临的考验。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他认为,制定医疗服务价格要符合价值规律,改革也需要考虑药事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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